史书中说“五论救弱国，妙语退秦师”，说的是烛之武。烛之武是郑国文公时期人，这个时代郑国处于衰退期，郑文公又遭遇了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成王、宋襄公、秦穆公等众多诸侯，如果说春秋时代什么时候是列国相对均衡的时代，即是在郑文公在位期间。大多数诸侯都相当铁腕，都想在中原地区成为霸主。郑国的地理位置极其尴尬，当晋楚两国对峙中原，郑国经常成为攻击对象，甚至一年中有遭受晋楚两国先后攻打的情况发生。烛之武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，终究不能过于安定。

郑国这个国家虽然是由东迁的姬氏子弟所建立，只是在这里生活的族群大多还是当年殷商的后裔。周成王在洛邑建都之时，就把部分殷商旧族们安置在郑卫之地，而殷商人历来是重视商贸活动的，因此郑国的商贸活动相对也较为发达，这就促成了郑国人那种见利忘义、目光短浅和见风使舵的性格，面对两大强国的侵扰，郑国人推行的国策就是两面三刀，就是在晋国人面前是一副脸，在楚国人面前又是另外一副脸。郑文公在朝中重用众多臣子，其中有“三贤”叔詹、堵叔、师叔，还有子产和烛之武。

郑文公明白郑国的地位，已是远远不如郑庄公时代，而且庄公而后的诸子争位，导致整个郑国的发展都呈现支离破碎格局，《左传》：“公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郑伯同盟于幽”，郑文公依附于齐桓公，结果齐桓公是“诸侯有讨于郑，未捷。今苟有衅。从之，不亦可乎”，就是等到郑国面临储君之争，齐桓公想的并非是帮助郑文公平定乱局，反而是想乘机在郑国的内乱中分羹。晋文公与楚成王在城濮会战时，郑文公错误的选择与楚国结盟，加之当年晋文公作为公子在郑国流亡，郑文公不礼于晋文公，晋文公便是新仇旧恨一起算，频繁对郑国展开军事行动。

当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而后，史书有：“晋侯、秦伯围郑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。晋军函陵，秦军氾南”，晋文公就联合秦国展开对郑国的作战。这场战争的重点即是在氾南，函陵在北，氾南在南，晋国邀请秦国对郑国作战并非是出于好心，而是有所图谋。城濮之战后，晋国虽成为霸主，但楚国的中军主力并没有受到消耗，就是说楚国的最强军力依然存在，这对晋文公而言即是威胁，那么要对郑国展开行动，如果向南之地有盟友驻军，当然会更加有利于战局。秦国对晋国的作用，即为如此。

烛之武为说客，在面见秦穆公时，有几句话极为重要，也从中可见当时的国际形势之复杂。秦国的秦穆公是个厉害的国君，只是这位国君有个缺点，就是过于妇人之仁。按照秦国那几十年里的国力，虽不能依靠一国之力成为东方霸主，但要与东方诸侯们作战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落于下风，尤其是秦穆公曾经对晋国两代国君都有扶立之功，可见秦国之军力。要说秦穆公没有想法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秦穆公扶立过晋惠公、晋文公，还曾把女儿嫁给晋怀公，秦国与晋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。只是即便如此，秦穆公与晋惠公、晋怀公之间并不是和睦共处，反而往往有对抗之战。这就跟秦穆公的性格有关。

秦穆公扶立晋惠公，又活捉过晋惠公，但是活捉了晋惠公后又放掉了晋惠公，甚至把晋国割让秦国的河东土地还给了晋国，晋国在对秦穆公的外交战争中显然是完胜的。因此对秦穆公而言，是有心结的，就是认为晋国人背信弃义，烛之武抓住的正是这个点，说“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。焉用亡郑以陪邻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……且君尝为晋君赐矣；许君焦、瑕，朝济而夕设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，何厌之有”。烛之武对秦晋关系是做过功课的，毋庸置疑秦穆公对晋国是过分仁慈的。

其次，烛之武更是说“既东封郑、又欲肆其西封，若不阙秦，将焉取之”，这即是诛心之说了，秦穆公允许晋国成为霸主，允许晋国东进，可是晋国要是西进的话，那就是侵犯了秦国的利益了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于是秦穆公才会与郑国结盟，使杞子、逄孙、杨孙戍之，自己就带着大军返回秦国了。郑国由此残存，而烛之武才是那个最成功的人。